在西方世界对二战时期的日本战俘问题研究中，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考拉大越狱”是非常有名的典型事件。一些资料称这是二战期间最大的一次战俘暴动，也是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对此我没有加以考证，但此事在西方盟军管辖区里排第一恐怕没什么问题。
这里说的考拉（Cowra），并不是指大家都熟悉的萌货树袋熊。考拉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镇，战俘营就设在镇子东北约3英里的地方。
考拉战俘营也被称为12号战俘营，是当时澳大利亚的主要战俘关押地之一。战俘营从平面上看是一个直径约米的圆形，周围有三层带刺铁丝网，最外侧是哨塔。两条宽阔的空地斜穿过营地，把它分成大小大致相等的四个分营区。从东南延伸到西北的一条是主干道，两头开有大门，因为夜间灯火通明被看守和战俘称为“百老汇”；另一条长满了草的空地则被称为“无人区”，平时除了巡逻的卫兵外，不允许战俘进入。四个分营区的大门都开向百老汇，每个营区的规划容量是人，有20多座居住用木板房，此外还有厨房、食堂、医疗所、娱乐房、小剧院、淋浴房和厕所等建筑。卫兵的营房在百老汇的两端以及无人区西侧的营地之外。
暴动第二天从北侧航拍战俘营，箭头处可见B营区房屋多被焚毁只留残迹
这个战俘营建于年，当时是为了容纳从北非俘虏的意大利战俘。在日本战俘到达时，考拉战俘营关押了1名意大利战俘。这些意大利人对战争完全是厌恶态度，对能作为战俘混过战争颇为满意，也愿意参加战俘营组织的劳动，甚至考拉镇的平民也和这些战俘颇为亲善。此外42年后考拉还关押了名印度尼西亚海员（防止他们回乡后加入日军），43年中期，又有名荷兰殖民政府拘押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犯以及他们的家属被送到考拉。由于此举不符合澳大利亚宪法，这些人在年末被转移到昆士兰州耕种自持，家属则在44年4月被送走。
43年1月，考拉战俘营接收了第一批日本战俘，由飞龙号航母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丰岛一1飞兵为首的7名日本海军飞行员。丰岛一是42年2月19日空袭达尔文港时被打下来的，是澳大利亚在本土抓住的第一个日本战俘。由于资历最老，并且在拘押期间掌握了熟练的英语，可以和管理方自由交流，因此始终居于战俘高层。此人是暴乱中的核心人物，但因为报的是假名，真实身份直到80年代才被核对出来。
此后日本战俘逐步增加，最初的战俘大多是在空袭莫尔兹比港时跳伞或迫降的飞行人员以及沉船的水兵，但随着俾斯麦海之战以及科科达小径战役，开始出现大量战场上抓获的日本陆军战俘。
43年10月在新几内亚被澳军俘获的日本兵
关于二战时期日本人的俘虏观和俘虏政策，前文中已作过交代，在这里只补充一点：之前我们曾说过当日本兵被俘时他作为社会人就已死亡了，这可不是一个夸张或者比喻的说法。当时日本军方将战役结束后一段时间内仍未归队的士兵统统按战死处理，不但向其家庭发出阵亡通知书甚至寄送骨灰。所以战争结束后日本兵返乡（有的并未被俘，只是一段时间未能返回原部队，此后还一直在服役），很多人发现家里早收到骨灰，并且由当地组织了盛大的葬礼。
澳大利亚人获取俘虏的难度还不仅仅是日军的顽固。日军在占领区、战俘营和战场上的残暴行为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澳军基层官兵往往也有报复心理。他们作战的新几内亚战场因为地形和植被的限制，无法展开大部队，战斗经常是分队之间进行的。指挥部难以实时控制和掌握分队的行动，分队很多时候也缺乏看押和后送俘虏的条件，战场零星杀俘在当时并不鲜见。
但同时盟军情报部门非常重视获取日军俘虏。日本人把被俘和道德之间的联系绝对化了，之后他们就开始一厢情愿己方不会有人被俘，所以日军士兵从没有收到过任何被俘后怎么办的指示。结果就是被俘的日军士兵除了出于本能报假名字和假单位以保护家人外，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在进入最终拘押的战俘营前，日军战俘会辗转于多个指挥部、情报机构和医疗机构，早期甚至会在关押日本平民的看守所和平民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期间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他们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大量的有用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立刻将本土和周边岛屿的名日本侨民逮捕起来并在平民看守所集中关押。除了少数人外，这些平民受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宣传影响较小，思想比较接近西方世界。在早期战俘较少的情况下，被送去和平民混住了一段时间的日本海军人员，几乎都感到世界观受到了冲击，其实对于后来的战俘营管理起到了好的作用。但43年中期以后，出现了大量激进抱团的日本陆军俘虏，再和平民一起关押就可能起到反作用，因此这个步骤被取消了。
总之，当时日本俘虏只要能过得了澳军基层部队这一关，被转送到等级较高的单位，其生命安全和待遇就得到了保障。到44年中期，在考拉战俘营集中的日本俘虏已达到人左右。
此前发生了若干起与日本战俘相关的恶性事件。
其中较大的一起就是我们之前已专文介绍过的新西兰费瑟斯顿战俘营事件，日本战俘因为拒绝工作与战俘营卫兵发生冲突，最后造成49人死亡。
另一件事发生在新喀里多尼亚的皮亚塔（Paita，在努美阿附近）战俘营，同样是因为拒绝工作问题，一名美国宪兵在争执中射杀了一名战俘。由此引发战俘和管理方的严重对立，此后更预定于44年1月19日发动暴乱。此事因为一名战俘告密而在起事前被管理方挫败，但其后数周内竟有22名战俘相继自挂东南枝以示反抗。
这两起事件自然也被考拉战俘营的管理当局视为教训，但他们得到的教训很难说是正面的。此前考拉接收的第一批日本战俘也曾表现出极端举止，海军第4航空队的前田芳光兵曹长在移送到考拉前，在审讯时发现照片被印到报纸上而自杀未遂；而同为第4航空队的永友胜名1飞兵则因为被要求在电台上向国内亲属报平安而陷入歇斯底里不可自控状态。考拉战俘营管理层无法理解何以如此（营中的意大利战俘非常珍视和家人的联系机会，频繁写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日本人刺激不得。
澳军劝降传单上日军战俘脸部都做了处理以保护他们的利益
所以日本战俘在考拉战俘营过着超出标准的优待生活。
既然费瑟斯顿和皮亚塔战俘营因为劳动问题触了霉头，那么考拉的日本战俘就不用干活了！43年初考拉战俘营也曾打算强制日本战俘工作，有卫兵对着拒不起身的战俘的脚开枪，此时恰逢费瑟斯顿事件爆发，被吓坏了的考拉战俘营立刻把肇事者拉去军法审判。自此考拉战俘营就永久性免除了日本战俘的强制劳动，此后一直未变。所有的派工都由意大利战俘完成，日本战俘的日常工作仅限于自己居住环境的修缮和打扫，以及收集厨房用的木柴，就没别的正经事了。战俘营知道日本人喜欢棒球，就为他们提供了球棒和其他用品。日本人没事的时候就打棒球，不玩的时候就坐下来把皮鞋拆解了改造成棒球手套，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因为无所事事，他们比费瑟斯顿的战俘更快地进化出了手工方面的才能，用香烟盒制作扑克牌、用木块制作麻将都是小意思，他们还自制了从吉他到戏服在内的一应用品，经常在小剧场演剧自娱自乐。
打棒球的日本战俘，拍摄一个月后他们就舞着棒球棍向卫兵杀来
在澳大利亚人看来，日本人完全没有任何造反的理由。虽然卫兵们在考拉镇的酒吧喝多了时会向居民吹嘘日本人正策划暴动以突出自己地位的重要性，但没人真的这么认为。就像一名卫兵事后所说：“我不知道日本人在想什么，棒球、相扑这些娱乐都不缺。澳大利亚人不吃鱼，为了照顾日本人的口味，我们还买鱼给他们吃。”
他是真不知道日本人在想什么，当时也没人晓得这些日本人在想什么。费瑟斯顿的日本战俘至少还把优待看作是战俘营指挥官由于亲日给他们的照顾，而后来调查发现考拉的很多日本战俘竟把优待看作是战俘营管理层出于恐惧而向他们谄媚，以避免日本人占领澳大利亚时对他们必然施加的报复。
年8月考拉战俘营的人员组成是这样的：战俘总数约人，约名意大利战俘关押在A、C两个营区；超过当时澳大利亚关押日本战俘总数一半的“真”日本战俘一共人，军曹和士兵集中关押在B营区；军官则和朝鲜、印尼劳工一起关押在D营区，还有少数强硬顽劣的意大利战俘和日本军官一起关押。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营区呈交叉对角布置，暴乱就是在B营区的日本低级战俘中爆发的。
守军为澳大利亚第22守备营，每个区分配有大约名卫兵，这个营的骨干是不适合上战场的新兵以及年龄过大的老兵。守军的最大问题是兵力不足，卫兵和战俘的比例为1:10（费瑟斯顿事件爆发时卫兵和战俘比例不到1:3，在战争结束时也不到1:5），并且最重型火力只限于几挺一战时期的刘易斯机枪。在附近的一个陆军训练营能在必要时提供兵力支援，并在战俘营外不定期安排新兵巡逻。此外随着战争的进行，一些因伤或者热带病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加入这个营，也提高了守军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
总体上说，看守战俘营的基层士兵获得了一致好评，这些人在日常勤务中体现出了很高的自制力。即使是曾与日军面对面交手的前线战士，也没有私刑虐待过日军战俘。
按照战俘营的要求，B营区的日本战俘自行民主推举管理者。宿舍的头目称为“班长”，营区总头目称为“团长”，团长及其副手们组成“事务局”。最初这些高级职位都被丰岛一为首的海军航空兵把持，这些人嘲笑新入营的陆军战俘为“饿死鬼”（ハングリーボーイ），当然也少不了借助职位的压迫。后来随着战俘数量增加，陆军士兵占到压倒性比例，通过选举把海军们从宝座上赶了下来。但是由于丰岛的英语能力在和战俘营管理方的沟通中不可或缺，他仍然以翻译身份留在事务局中，是B区战俘的三巨头之一。
领导层的改变意味着日军战俘又一次很俗套地分成了“激进派”和“稳健派”两派，稳健派自然是以维持现状为主，而激进派则反对与战俘营管理方合作，主张拒绝劳动，绝不妥协。但问题是考拉战俘营本来就没要求日本战俘劳动，也没要求他们提供什么额外的合作，此后激进派领导了一次要求卫兵进战俘宿舍时脱鞋的抗争，但在感到莫名其妙的卫兵威吓下偃旗息鼓无疾而终。这下子他们也就再提不出什么新的斗争方法，只能反复鼓吹直接暴动。但这些也只限于表示态度，大多数人并不接受这种凭空的主张。
虽然受《战阵训》影响较深的陆军战俘比例增大使得日本战俘中激进观点飙升，但并不是说稳健派就一定是海军，或者激进派就一定是陆军。比如海军台南空的伊藤务2飞曹是丰岛一的好友，也是他得势时的副团长，就是铁杆的激进派，在暴动时带头冲击机枪阵地，受伤后侥幸生还。而时任副团长的陆军野战第50高射炮大队的小岛正雄军曹长，则在暴动前选择自杀。至于丰岛一和其他一些战俘头目，似乎还存在周旋于两派之间以玩弄权术的行为，其言行和立场充满矛盾。
也许是缺乏信息渠道的缘故，考拉战俘营当局对日本战俘中的暗流涌动表现得麻木不仁。但年3月，澳大利亚陆军总部曾发出警告，日本战俘往往处于“思维封闭”环境中，受集体压力影响很大，如果数量过多很容易出现不可理喻的暴力激进行为。考拉战俘营遂据此制定了一个将战俘分流向其他战俘营的计划。
年6月3日，一名日军征召的朝鲜兵松本タケオ（可能是假名）向战俘营告密，日本战俘正在策划暴动！之前有几次暴动传言，最后发现都是卫兵在镇上灌了两杯猫尿吹出来的。但这次是日本人出首，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战俘营的第一个举措是向墨尔本的澳大利亚陆军总部申请了两挺维克斯重机枪，机枪于6月9日送到，并被安装起来，但由于人手不足，做不到24小时有人值守（对此我个人表示无法理解）。由于此时俘虏早已超过定员，几个月前的转移计划也被找了出来，以便尽快将一批士兵战俘打散送走。很长一段时间里松本的密告都被认为是使战俘营提前知晓了阴谋，并预做了准备。但后来的研究发现此人刚入营不久，还未进入战俘群体的核心圈子，而在他密告时也没有什么人在着手组织暴乱。松本很可能是借此向集中营管理层表示“进步”或者想借机诬害仇家，他的告密倒不如说是后来暴乱发生的诱因。
营地北侧大门的三层铁丝网，当时维克斯机枪尚未运到
8月4日下午，B区的卫兵指挥官按照日内瓦公约第46条的规定召见战俘三巨头：团长金沢亮、副团长小岛正雄和翻译丰岛一，告知他们将于8月7日将名士兵战俘转送到千米外的赫伊（Hay）战俘营并出示了编制的转移人员名单。由于团长和团副都是英语渣，翻译丰岛一当时就表示这种大规模转移可能会出现问题。在此期间一名不谨慎的卫兵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相熟的战俘，当消息后来得到丰岛证实后，果然在战俘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战俘营提前召见战俘代表并出示名单的法律依据
在日军的管理体系中，士兵是紧密依附于军曹周围的，两者间联系非常紧密。现在突然要把士兵单独转移，这些人立刻觉得离了军曹没法活，各种胡思乱想层出不穷，最后归结为：这是澳大利亚人要集体处决的前兆。因此当天下午5时，事务局的10名干部召集了全部50名班长，以商讨对策。
由于事发突然，其实没人能提出成熟的意见。强硬派鼓吹借此机会袭击澳军卫兵，以尽为倭王而死的义务，并且如果暴动的消息传开，则不但可以激励本方士气，也可以告慰之前战死的同伴。但作为日本人，事情的关键在于即使在暴动中被打死，已经因为被俘而被社会除名的他们是否真的可以洗脱污名？这一点没人能保证。因此稳健派的代表推脱应该等到准备工作完成，或者等到日本确定战胜时再行动。
只有海军东港空大艇队的高原希国1飞曹仗着自己是最初七名战俘之一的资历明言：“九死一生才活下来，我想珍惜这生命，以后回日本，见亲人。”陆军的下山义夫军曹立刻跳出来喝骂道：“你这样子还算军人吗？老子现在就整死你个非国民！”海军的星野新六1飞兵也跳出来帮腔攻击高原。上纲上线到这种程度就没法讨论了，其他班长简直无法开言。最后有人出来圆场，表示此事甚大，应交由全体战俘投票表决。奇怪的是下山和星野都是新来的战俘，素无威望，下山更是被视作媚上欺下的钻营小人，因此有人怀疑他们是受了三巨头中某人的授意而为。
接下来战俘利用卫生纸制作了选票，画O表示同意暴动，画×则表示反对。虽然不少人画×，但是画O的人数达到80%。事后调查发现，从众心理、集体压力、道德义务和羞耻感对投票结果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述明确表示反对意见的高原等人，竟然在选票上都是画了O。战后一名日本作家对名确认的生还战俘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到的36份回答中，真心赞同并画O的为6人，内心反对但画了O的则为14人。虽然这个调查不可避免受到了当事人事后反思和记忆中自我美化的影响，但多少能够说明战俘投票时的心态。
之后事务所下发了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简陋得令人发指：暴动时间为8月5日凌晨2时（实际上就是当天的后半夜），战俘应从三个方向突破铁丝网并占领机枪阵地，用机枪压制卫兵的宿舍，在营地外的小山集合。病号和不能行走者应提前处理，不要攻击澳大利亚平民。没了。
当夜B营区一直在忙碌。武器被分发给每一个人，包括钉上了铁钉的棒球棍（这是澳大利亚人发给他们娱乐用的）、木柴中选出的大木棒、厨刀、园艺用的农具，很多人随身带上了剃须刀或者小刀以备自杀之用。没吃完的食品被收集起来作为干粮，私酿酒被冠上日本名酒的名义豪饮，很多人在找熟人寒暄告别。同时丑恶也在暗处发生，一些激进分子在逼迫行动不便者自杀或直接加以杀害，还有人在借机有仇报仇。
澳大利亚卫兵对B营区的异动一无所觉，重要的维克斯机枪也处于无人值守状态。
预定暴动时间前5分钟，一名日本战俘突然从营区冲出奔向通向百老汇的大门，在战俘营中部值守的列兵阿尔弗雷德·罗尔斯立刻对空进行了两次警告射击。还没等他搞明白这名过于兴奋的战俘在用蹩脚的英语说什么，那名“日本一号战俘”丰岛一已经吹响了冲锋号（丰岛一在成为飞行员之前是信号兵，会吹小号），并且大喊道“杀死叛徒！”。接着成群战俘从埋伏的地方涌出，一边大喊“BANZAI”一边猛冲，B区的很多板房也被同时点燃。当时一名在意大利战俘区休息的卫兵被枪声惊醒，他回忆当时外面的声势好像“天与地都翻转过来了一样”。
日本战俘兵分三路，一路冲向B区东北的F哨塔，一路冲向B区北方的2号维克斯机枪，这两路每路都有人左右，最大的主力集团则冲破大门冲进百老汇。前面说过战俘营是用带刺铁丝网作为分隔和围护，但日本兵已经想出了破解之法。他们随身携带着澳大利亚人给他们配发的毛毯，将其抛到铁丝网上，同时在手上戴上棒球手套，百老汇顷刻被突破，日本人继续向北卷击卫兵宿舍和北大门。在这里出现了澳大利亚方的牺牲者，列兵查尔斯·谢泼德被一名战俘刺穿胸部而死（他似乎是交战后期被害的）。
皮鞋改制的棒球手套成为日本战俘突破铁丝网的工具
在群氓们高喊着“BANZAI”的口号向北猛冲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小群人正偷偷地向南移动。这五六个聪明人神不知鬼不觉翻进了日本军官居住的D营区，并立刻被隐藏起来，事情过后才被一一搜出。
大部分澳大利亚卫兵当时正在睡觉，但被枪声惊醒后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展开了反击。战俘们强攻的北大门两侧都是卫兵的营房，一号维克斯机枪也布置在那里。一名从前线返回的澳大利亚士兵回忆当时的喊叫声，射击声和人群晃动的光影，烈度不逊于他在新几内亚战场经历的任何一场战斗。维克斯机枪、冲锋枪、步枪以及老式的刘易斯机枪纷纷射向正在冲锋的人群。澳大利亚人的第一阵猛烈火力产生的跳弹就打伤了三名卫兵并且打断了营区的主电线，所有的灯随之熄灭。但是当晚正是满月，而日本人又愚蠢地点燃了B营区的大部分房屋，完全没有影响到澳大利亚人继续开火。事后一些卫兵称，由于之前压抑太久，当时他们的心情毋宁说是兴奋和放纵。一名军官由于担心自己在这种单方面屠杀中失控，中途甚至扔下了武器。
被焚毁的B营区宿舍
人群组成的洪流顶着密集的火力突破了北大门，一大批战俘消失在门外的黑暗中，不少人甚至毫发无伤。但很多人立刻发现自己对接下来的行动毫无概念，只有在沟渠里蜷缩起来，等待天亮再作打算。在他们身后的百老汇大道上，67名死者或频死者横躺竖卧。
在人多势众火力齐备的营房截击面前冲过的日本人确实很爽，但另外两个冲击方向上的孤立卫兵可就遭受了真正的考验。
负责2号维克斯机枪的是本·哈迪和拉尔夫·琼斯两名一等兵，告警枪声响起后，两人立刻赶往50米外的机枪位置（从资料看似乎布置在哨塔上）。在他们面前是数百人正在翻越覆盖着毛毯的铁丝网的惊人景象，虽然周围没有任何友军支援他们，哈迪和琼斯还是义无反顾地开了火。
诸位，不要小看这接近人的亡命冲锋。要知道在塞班岛发动万岁冲锋的也不过是包括大量伤兵和徒手兵的人，这些人顶着舰炮以下的各种火力直接把当道的两个营美军冲垮，不少人一直冲到海边。虽然日本战俘只装备着冷兵器，但澳大利亚人在这个方向上也只有一挺重机枪而已。
哈迪和琼斯抵抗了5分钟就被冲上来的日本人团团包围，两个人顿时丧生于乱棍痛殴之下。但在最后关头他们及时卸下了机枪枪栓并远远扔了出去，在当时的混乱中日本人无法找回抢栓，抢夺机枪后压制卫兵军营的计划就此破产。此举避免了卫兵可能出现的严重伤亡，这两人实在是当夜澳军方面的最大功臣。
当夜的英雄本·哈迪
当夜的英雄拉尔夫·琼斯
事后发现2号机枪前方和周围近处是日本人死伤最密集的地方。
在F哨塔和2号机枪位之间，大量日本人翻越铁丝网，事后在这里留下的毛毯最多。F哨塔上只有一名守兵，携带着一枝欧文冲锋枪和5颗手榴弹，但是因为空间狭窄无法摆臂投弹，只能用冲锋枪射击。地面上还有两名站岗的卫兵，这两人发现突然之间左右两边都是蜂拥而来的日本人。他们打光了8个弹匣，把冲锋枪都打红了，然后跳进排水沟躲了起来。日本人只顾狂奔而去，没有人停下来搜捕他们，两人得以生还。不久，几个卫兵从营中追出，站在土坡上对日本人的背影连连开枪。据说这几人都是当夜不当值的闲散人员，“他们玩得很开心”。
最初的一个小时是最混乱的。在百老汇两侧的排水沟里还隐藏着很多没冲出的日本人，在前锋冲破北大门后，跟进的人流被守卫的火力切断，很多人跳进水沟躲藏起来。他们不时组成小群向着北大门和南大门猛扑，但澳大利亚人已经严阵以待，任何移动的东西都会遭到射击，日本人的冲锋被一次次打垮。
3时左右从训练营赶到的名新兵加入卫兵的队伍，现在防御固若金汤，澳大利亚人开始派出小分队初步清理营地外围。周围突然显得很安静，一片死寂中只剩下零星的枪声和B营区建筑物燃烧的噼啪声。快到黎明的时候受伤的日本人开始爬动，此时枪声再起。一个从前线因疟疾退下来的老兵带着其他几个有左轮手枪的士兵走上百老汇，向“装死的日本人”补枪，不过很快一名军官出来阻止了他们。
天色放亮后，呈现在澳大利亚人面前的是一片狼藉。B营区的大部分宿舍都被破坏了，21栋被烧毁的废墟还在冒烟。在百老汇、营地外围铁丝网以及2号维克斯机枪附近倒着多具尸体，B区建筑废墟之间以及营地北面的野地里还散落着40多具。事后验尸的时候发现，50%的尸体上有刺伤。日本人暴动时随身带着小刀，当他们受伤或者觉得绝望的时候就要么自刺，要么同伴互刺而死。那位“日本一号战俘”丰岛一就在百老汇路边的水沟里用小刀自杀了。
营地外围的铁丝网上密密麻麻挂满了毛毯，棒球手套被扔得到处都是。当时目睹这个情景以及很多后来耳闻此事的人都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感觉似乎充满了象征意义。具体象征着什么呢？日本研究资料称象征着努力与失败、义务和荣誉、以及从残酷的意识形态中逃脱获得的精神解放。在我看来这些弯转得着实生硬，我还是比较认同澳大利亚卫兵们的感受：徒劳无益、疯狂、不知好歹和忘恩负义。
2号机枪位的铁丝网上覆盖着大量毛毯，日本人在此处丢下40多具尸体
当澳大利亚人进入B区清理时，他们发现竟有名日本战俘好好地呆在幸存的建筑内，这些人压根就没往外冲。他们不赞同暴乱，也不打算接受“少数服从多数”的卫生纸投票结果，在个人生死关头用脚做了选择。最令人讶异的是战俘团长，日本陆军独立工兵第51联队曹长金沢亮也在其中。金沢亮因为脚部有伤无法冲锋，但也没按照暴动计划要求别的伤病员那样自杀，就这么苟下来了。
同时发现的有7具上吊自杀的尸体，其中一人正是副团长小岛正雄。小岛正雄可能是有感于澳大利亚人的优待，不愿意再与他们为敌，在暴乱开始前和大家告别后，就带着几个亲信去自杀了。小岛在战俘中威望很高，是战俘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