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粮食才够下一次收成？一个领主要安抚他的臣民需要多少钱？多少才足以生存，成长，繁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打着过剩的旗号研究这些问题。剩余意味着一些人可以从种植自己食物的无情需求中解脱出来，投身于其他事业，比如手工制作、运输、建筑等等。盈余据说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成就，从法老的金字塔到古罗马的巨大城市，一个前工业化时代的人口可能超过万的大都市。积累使人类活动得以实现这种多样化——无论其所代表的剩余是通过市场机制还是通过集权重新分配，无论是以公平还是不公平的方式分配。正如这个古老的故事所说，过剩是文明本身的基础。
然而，盈余本身并不存在。人们不会积累‘剩余’。相反，他们收集汽车、收获谷物或储存罐头食品。实际上，积累是与物质世界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学者们的抽象模型中，“剩余”才具有与现实世界无关的意义。出于这个原因，那种认为仅仅是“过剩”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文明的理论是错误的。
通过熨平物质世界的复杂性，考古学家有可能将人类历史和人类生活的纹理变平。以我在比利时的祖父母为例，他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们晚年的时候，他们在房子的正中央放置了一个巨大的、精心组织的食品储藏室，并且储存了很多食物，以至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查看我在那里吃的任何东西的保质期——不管他们吃了什么，肯定都会远远超过保质期。短缺和不确定性是如此敏锐地嫁接到他们，它通知他们的储存做法，即使历史条件已经改变。但问题是，多少才算足够——在年代与年代的答案截然不同——几乎没有阐明他们思考和行动方式的历史联系。
重要的不仅仅是他们储存了多少，而是储存在哪里(在一个没有窗户的中央储藏室里:表现出对控制的关心)，如何(组织和清点:再次，控制的问题)，以及什么(食物:他们仍然处于生存模式，即使在消费相当昂贵的时候)。今天，对于北半球的大多数人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即使大流行使囤积再次成为主流，人们最想要的储藏设施可能仍然是步入式衣橱，人们在那里“储存”未来版本的自己。无休止的添加剂(衣服在人的一生中不会腐烂)，这些衣服的宝库被保存在房子最私密的地方，同时助长了向外的展示。当流行病引发的恐慌性抢购真的发生时，它就会出现在卫生纸货架上，揭示出日常奢侈品是如何变得没有商量余地的。换句话说，存储为人们根深蒂固的心态、希望和恐惧提供了一个历史敏感的窗口——所有这些问题都被乏味的盈余旗帜所压制。
要意识到积累的复杂性(而不是所谓的剩余在简化复杂性中的作用)，就需要更好地理解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反之亦然。考古学理论和所谓的“材料转变”的最新发展可能会有所帮助。
用剩余来描述积累已经延续了人类对物质世界控制的谬论:任何历史行为者要么能够获得剩余，要么不能，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控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无疑是正确的。积累——及其通过存储的物理表现——暂停对物体的积极使用。它使物品暂时脱离流通环节，这些物品此时此地不需要，但将来可能需要使用。它使人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来管理对商品的访问。储藏使得古罗马的居民可以全年饮用葡萄酒(即使葡萄只在秋天收获)，吃埃及小麦制成的面包(即使面包是在距离帝国首都数百英里的地方收获的)。
储存是一种人为干预，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可支配的资源。毫不奇怪，控制储存，因此控制积累，是，而且是高度追求。积累意味着安全。它意味着财富。它意味着地位。拥有是好的，但拥有(并因此拥有明天)更好。纵观历史，精英、首领和皇帝都垂涎满仓的粮仓和满溢的仓库。在公元前2世纪的米诺斯社会，克里特岛上强大的中央建筑(所谓的“宫殿”)维持着大型的储藏设施。与此同时，在印加帝国，纪念碑式的仓库排列在通讯线路上，用来维持由行政官员、军队和劳工组成的帝国机器，同时也是对国家权力和统治的明显提醒。社会和政治等级扩大，因为有些人在积累和储存方面比其他人更成功。
但是这种控制的叙述忘记了事物的力量。物质世界不仅仅是一系列被动的资源，它们可以被锁起来，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取回。东西可能通过存储被沉默，但它们仍然是活跃的，充满了政治科学家简·班尼特所谓的活力，以及其他人所谓的机构。事物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大脑完全由我们与物质世界的互动所塑造，从灵长类动物对工具的使用到我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这些智能手机使我们在空间上定位，提醒我们重要的事件，并将我们与其他人。事情也与我们的感受有关: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Proust)的玛德琳是如何激起主人公的本能反应，让他在情感、记忆、气味和口味的旋风中一跃而起。虽然事物没有人类那样的思想或意图，但它们确实会干预行动过程，通常会超出人类的控制范围。积累是一个登记，其中这种溢出发生。
罗马时期的储存可以说明积累的活力。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给意大利的房产所有者带来了新的经济机会，它也引起了对帝国统治下精英行为的道德